北原山猫

[27]这一点在《教育法》中也有较为明确的规定，该法第81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五、国家违反给付义务时受教育权的救济机制 无救济则无权利这一法该，一方面说明任何权利都可能存在被侵害的危险，另一方面也说明救济作为权利保障的必要条件是道必设的防线。Philip Aist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ght to Food[G]// Aiston, P. K. Tomasevski. The Right to Food. Dordrecht/Utrecht: Martinus Niijhoff/SIM, 1984：172。

有学者曾主张，公民基本权利的受益权功能对应的是国家的给付义务。虽然这些给付义务表面看上去是视受教育阶段的不同而不同，但深入剖析则会发现，其不同都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在时空上的差异。国家立法保护义务的价值归属是使基本权利免遭第三人侵害，国家由此负担了预防、排除和救济义务{13}60-63。面对权利的不正常行使，私法规定事实上是处于麻痹状态的。因而，面对受教育权的国家给付义务缺乏制度规范时，公民是无法直接诉诸宪法规定行使请求权的。

在法治国中，制度是一切问题的根本保障，即使是经济领域也不例外。他说：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功能。目的在求其形成一个庄严典雅而不浮夸艳俗的图案，以表示中国新旧文化之继续与调和。

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全国政协邀请了梁思成、张仃各自组队，分别设计。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第4期。图案取自党旗，其政治趣味与国旗是一样的。（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 1949年7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第六小组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由翦伯赞、蔡畅、李立三、叶剑英、田汉、郑振铎、廖承志、张奚若等组成的国旗、国徽评委会。

有关国徽的规范性文件，我们共检索到22件。[10]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载《书屋》2010年第2期。

1949年7月10日，在《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上刊登《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3）经查阅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均没有找到北洋政府时期、汪伪国民政府时期和伪满洲国时期有关国徽的规范性文件。由教育部指定其下属科室负责设计，呈送国务院会议讨论决定。其宪法意义也与国旗一样。

所以，清末没有制作的念头，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制作了，也都是政府决定，没有通过议会议决，而且，都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献极少。[8] 从后续的讨论看，对上述国徽设计要求（1）、（2）有更清晰的阐述，也有激烈的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然而并非真正表现出中华民族精神，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

同时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即是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但是，秦佑国开解道，梁思成只是谈样式，并没有反对天安门图案。

50多年过去了，2010年李兆忠撰文，评价略显刻薄。梁思成认为，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

其次，在技术处理上，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认为，国徽不能像风景画、国徽不能像商标，张仃等人不以为然，即使画成风景画亦无妨（世界各国国徽中画地理特征的风景画是很多的），不能因形式而害主题。[1] 1912年8月，当时就职于中华民国教育部的鲁迅、钱稻孙、许寿裳三人受命绘制国徽图案，由钱稻孙绘图，鲁迅执笔说明，于8月28日完成，1913年2月发表。有关规定包括：（1）应当悬挂的机关与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按照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办公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制作说明》制作。[15]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载《书屋》2010年第2期。可以想见，它应该没有多大影响，也不流行。

因此，可以进一步扩大国徽生产、使用范围，鼓励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挂用国徽，与此同时，应当明定制作规格、悬挂要求、使用规范，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惩处违法行为，以维护国徽的神圣至尊。[14] 但是，梁思成是否曾反对将天安门放入国徽之中呢？学者有争论。

截至8月15日，收到900多件图案，选出28件送国徽评选小组初选，但均未达到要求。在他看来，这反映了设计者对那场革命认识上的某种错位无法明确体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那场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生的革命政权实际上已被置于派生性的位置这种厚古薄今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

北洋政府时期曾制定十二章国徽，国民党执政时期制定了青天白日徽，至今在我国台湾地区延用，新中国建立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5]这段话，在李兆忠读来，是梁思成反对的明证。

袁世凯复辟，建立洪宪帝制，也沿袭将其作为国徽。鲁迅时任教育部第一科科长，该科主管文博、美术工作。毛泽东说：国徽是否可慢一步决定，原小组还继续设计，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另一方面，对国徽的制作、国徽的规格和对侮辱国徽者的处罚等许多重要内容，都未规定，从而造成了实际生活中国徽及其图案的使用情况比较混乱。

[12]正如林徽因等人在《拟制国徽图案说明》所言，设计人在本图案里尽量地采用了中国数千年艺术的传统，以表现我们的民族文化。[19]（1）国民政府时期的规范性文件，主要来自于台湾地区国史馆所编的《中华民国国旗与国歌史料》（国史馆2002年印行）一书。

[18]可见，就当时情境与毛泽东的认识看，第一，国徽不似国旗、国歌般重要。[19]其中国民政府时期1件，苏维埃政府时期1件，伪满洲国时期2件，新中国时期20件。

同时，参考了蔡鸿源主编的《民国法规集成》（黄山书社1999年版）一书，并结合了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以国徽为标题关键词）。9月20日，毛泽东签署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3] 对于十二章国徽，几乎没有什么文献专门研究，只在鲁迅日记、钱币研究中偶有涉猎。第二，通过程序上也可以不由代议机关，而是交给政府。[8]参见李兆忠：《玉璧与天安门——关于国徽设计的回顾与思考》，载《书屋》2010年第2期。与会者对国徽应征图稿都不满意，毛泽东最后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9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国旗、国都、纪年和国歌四个决议案，只有国徽暂付阙如。

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改了《国徽法》中第13条关于治安管理处罚的规定，实质内容没有改动，只是因为2005年颁布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原条文中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表述显然不妥，所以，予以删除。1950年6月18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

比如，游行示威集会的场合，多见飘扬国旗，少见扛抬国徽。张仃是从延安时期起就作为党内第一设计专家，林徽因深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他们各自代表着不同的风格与理念。

开国大典临近，国徽方案始终未定。大会主席团决定，邀请专家另行设计国徽图案。